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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扰不已的圣地──耶路撒冷究竟是「谁」的?

作者 时间:2020-07-29 阅读次数:656

纷扰不已的圣地──耶路撒冷究竟是「谁」的?

到底是谁先定居在这块圣地上,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这个问题常常被提出来,但很难找到明确的答案。其实这样的提问根本就错了。早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词彙出现在文字之前,这块土地已经有人类居住。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这两个族群的共同始祖所留下的遗迹,许多相关资讯也不明确。但是我们能够肯定的是,以色列人的语言(希伯来语)和巴勒斯坦人的语言(阿拉伯语)是有共同的来源。

导致今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冲突的主要关键来自于二十世纪初的国际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来自不同国族,人数远超过六千万的大军互相对峙。巴勒斯坦当时隶属于土耳其帝国的一个省分,土耳其帝国的开国苏丹是鄂图曼一世,所以此帝国也被称为鄂图曼帝国。土耳其军队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盟友;但是土耳其帝国自己内部的问题已经让掌权者头痛,地方势力忙着巩固自己的利益,根本不理会中央政府的指挥。

英国人早就知道鄂图曼帝国内部冲突,他们藉机与海珊.本.阿里密谈商讨合作谋略。海珊.本.阿里掌控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城市麦加,是位举足轻重的领导人物。麦加城位于今天的沙乌地阿拉伯境内,是西元 570 年先知穆罕默德诞生的地点。着名的黑色立方体建筑「卡巴天房」(Kaaba;阿拉伯语「立方体」)就在麦加城内,根据伊斯兰教的说法,这座黑色建筑物是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所建造的。全球的穆斯林在礼拜时都要朝向麦加的方向。

英国人提供相当优厚的筹码给海珊.本.阿里:英国人承诺要帮他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帝国;交换的条件是海珊要在鄂图曼帝国内策画叛变。英国外交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藉由信件往返与海珊商讨这件利益交换计画。

海珊接受了英国的条件,1916 年策动了对鄂图曼帝国的抗争。英国间谍汤玛斯.爱德华.劳伦斯上校(Thomas Edward Lawrence),也就是着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大力协助海珊的叛变计画。劳伦斯之前在叙利亚进行考古工作,因为熟悉阿拉伯语而很快赢得当地人的信任。海珊.本.阿里其实最后没有拿下英国人原先答应的大饼,但是他还是夸口封自己是「阿拉伯之王」;西方国家最后只将今天位于沙乌地阿拉伯境内汉志地区(Hejaz)给予海珊.本.阿里。

除了阿拉伯革命者海珊和法国人之外,英国政府还有其他合作对象:当时许多犹太移民纷纷来到「以色列家园」(犹太语Eretz Yisrael)寻求出路。「以色列家园」指的就是当时的巴勒斯坦。1917 年 11 月时英国政府公布了当时英国外相阿瑟.詹姆斯.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起草的贝尔福宣言:「大英国协国王陛下的政府对于犹太人民建立属于自己家园的国家抱持乐观其成的态度,并且会尽力促成此建国目标达成;但是这些支持是以下列原则为前提,也就是在巴勒斯坦居住的非犹太族群的公民权和宗教权不受到影响,犹太族裔在其他各国的权益和政治身分也不会受到影响。」

犹太移民米歇雷姆.薛希特(Mischelem Schächter)迁移来这里主要是出于宗教的动机,而不是政治因素。「我在波兰就读一所犹太教学校。我受到的教育告诉我,犹太人只有一个属于自己而且应该居住其中的家园:『以色列家园』。我接受了这个想法。从小我就听说我父亲有一位表兄弟已经远行搬去那里了。年纪稍大时我就想,这位亲戚可以到那边居住,显然可以在那边找到工作而生存。我来这里可不是为了钱,赚钱绝对不是我的动机。我要建设以色列,这是我的家园。」

这样一句话,一直到今天都可以重複在不同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口中听到。这块三千多年来纷争不断的土地,早已经成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国族历史。这块土地罕有超过百年以上的和平岁月。握有权杖大位的人来来去去,常常改朝换代。入侵者可以追溯到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然后亚历山大帝,托勒密王朝、塞琉西王朝、最后是罗马人。

1880 年之后,许多来自俄罗斯的犹太人选择逃难到巴勒斯坦。那时候在俄罗斯出现反犹的血腥冲突,当地歧视的法律让犹太人成为二等公民。直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估计已经有超过两百五十万的犹太人逃离俄罗斯。一百位难民中有九十七位会选择到美国寻求新生活,三位则选择巴勒斯坦。

这个数字差距背后有许多原因:巴勒斯坦的劣势在于当地就业前景堪忧,政治局势不稳定,交通不便,缺乏适宜居住空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搬进来的移民如米歇雷姆.薛希特遇到的情况也没有太多改善。「我从伊斯坦堡出发到海法,一艘船上大概有近千名旅客,都是年轻人。一开始时我们先被安顿在一处营地,然后我们就收到指示:『出去找工作!』但是我起先找不到工作,因为找工作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一开始时帮忙建造街道,非常辛苦。不过我能接受事实,不会去幻想不切实际的白日梦。我在海法与十个人同住一间公寓,一直到我找到一份当销售员的好差事,才能拥有自己的公寓。」

赫茨尔发表论述后马上就付诸行动。1897年他在瑞士锡安主义巴塞尔召开了第一届世界锡安主义者大会(The First Zionist Congress)。锡安主义者是那些想要在巴勒斯坦创建犹太自治国的犹太人的自称。地理上的锡安指的是位于耶路撒冷附近的锡安山,也就是历史上犹太圣殿所在的位置。锡安其实是象徵性的名词,锡安主义者不只是希望犹太移民定居锡安一地而已,而是希望布满圣经上提到的整片以色列之地。巴塞尔大会的参与者随后创立了世界锡安主义者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简称WZO),选出赫茨尔为第一任主席。

大会参与者在「巴塞尔计画」(Basel Program)中提出他们奋斗的目标。他们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为公法所保障的家园。」大会结束后数天,赫茨尔在他的日记中写下:「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巴塞尔会议:我已经在巴塞尔创立了犹太国。但是这句话我自己会留意,不要公开说出去。……我如果大声说出来,一定只会招来全世界的嘲笑。但是,也许在五年之内,或者肯定在五十年之内,大家都会赞同。」

1929 年的冲突过后才四年就开始涌入史上最大一波移民潮。从 1933 年初到 1935 年底,估计有十三万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当时纳粹已经在德国掌权,对许多人而言,迁移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巴勒斯坦会成为犹太难民喜爱移民的目的地原因有二:其一是巴勒斯坦是创立犹太自治国的地点,让反犹的攻击成为历史,不再发生;其二是许多国家的法律修改变为更加严苛,让难民更不容易迁移进来。

犹太人约瑟夫.阿南(Josef Arnan)于 1933 年随同父母由杜塞道夫逃难到巴勒斯坦。「我逃到这里时才九岁。在德国时我住的屋子有三层楼高,还有地下酒窖。而这里我们全家挤在一间房间内。对我父母而言特别辛苦。我们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骆驼,货车很罕见。过去準时纪律的生活已经不复可得,我们现在是住在东方。我们和其他移民在一起同属于一个大家庭。」

1933 年开时出现的大量移民风潮让当地巴勒斯坦人的怨怼越来越深。乡村和城市中渐渐出现不同的政治团体。1936年出现的阿拉伯高等委员会(Arab Higher Committee)也是从这些团体中发展出来的。这个委员会要求终止接受移民进入巴勒斯坦,也停止土地交易,也号召巴勒斯坦人加入全面罢工。这是阿拉伯抗争的开始。

为何耶路撒冷旧城对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如此重要?答案要从这三个一神论世界宗教(monotheism;希腊文的 monos 意谓「唯一」,theos意谓「神」)的圣典中去找寻。这三个宗教的共同点不只是三者都信仰唯一的神;这三者的共同起源都在犹太人的信仰中。例如「亚伯拉罕」之名可以在犹太教的《妥拉》、基督教的旧约圣经(这里也包含了《妥拉》中的篇章)、和穆斯林的可兰经中都可以找到。

这三个宗教的信徒都相信,上帝要求亚伯拉罕将他两个儿子中的一位在山上献祭给上帝。根据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信仰,这名要献祭给神的儿子是以撒,根据可兰经则是以实马利。犹太人在献祭的地点建造了两座圣殿,所以今天称之为圣殿山。巴比伦人在西元前600年时拆毁了第一座圣殿,罗马人在西元后 70 年时毁灭了第二座圣殿;今天犹太人到圣殿山的哭墙前祷告祈求,这座哭墙就是第二座圣殿的遗迹;哭墙之前的功用是圣殿平台的挡土墙。

穆斯林祷告的地方则是哭墙后面一处位置较高的地方,根据伊斯兰教信仰,这个地点是先知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带有金色拱顶的圆顶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和阿克萨清真寺(阿拉伯语Al-Aqsa Mosque,原意是远方的清真寺)都在圣殿山(阿拉伯语Haram al-Sharif,原意是可敬的圣所)上。对基督徒而言,耶路撒冷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和复活的地点。

除了耶路撒冷之外,皮尔委员会 1937 年的报告中还建议将两处基督徒朝圣之地伯利恆和拿撒勒交给英国人託管。根据基督教的记载,耶稣出生于伯利恆,在拿撒勒成长。1930 年代中期,这两个地方住民以基督教信仰的巴勒斯坦人为多数。皮尔委员会估计,百分之八十的巴勒斯坦人会支持一个自治的阿拉伯国家。但是预定的阿拉伯国家区域包括了在南方的内盖夫沙漠,而犹太国则是拿到北方丰饶的沃土。还有个最大的麻烦:在预定的犹太国土内还有二十五万巴勒斯坦人。

在以色列建国之初,犹太移民者的日子十分艰辛。当时以色列的建国之父们对于大量移民无法快速做出反应。一时间,国家的财政陷于困窘,然而中东战争也证明国防支出是免不了的。恶劣的经济局势带来的苦果,几乎殃及了每一个人。所缺的不仅是工作机会,就连住宅与修筑良好的道路也没有着落。

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的遭遇,迄今仍是个充满争议的话题。这些人究竟是自愿离开自己的故乡,抑或是由于与日俱增的反犹氛围而不得不离乡背井?这个问题牵涉到了八十多万名居住在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其中有十三万人是来自伊拉克。在伊拉克方面,早在1941年时,便已发生了一件有损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和平共处的事件。当时一些激进的伊拉克穆斯林残杀了部分犹太同胞。

在历经这些残杀犹太人的骚乱后,许多伊拉克的犹太人便一心只想离开。然而,一直要等到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后,他们的愿望才得以遂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走的机会十分渺茫;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纳更多移民者或难民。随着以色列的建国,再度激化了伊拉克内部仇视犹太人的氛围。

在1950年代,以色列是靠着外援咬牙苦撑。建立于1949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亦即前西德),曾允诺提供以色列政府金钱与物资。这些援助是用来帮助那些逃亡到以色列的犹太人。当时由前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诺(Konrad Adenauer)所签署的赔偿协议在以色列激起了严重的抗议。批评者们拒绝与应对杀害六百万犹太人负责的国家签订任何条约。

在经济方面,以色列可以倚靠诸如德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然而,在政治问题方面,迄今却仍是意见分歧。以色列究竟该定都哪里便是充满争议的主题之一。1948年,戴维.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宣布以色列建国。到了1953年,以色列国会则迁往耶路撒冷。当时以色列的国会议员回溯《圣经》时期并决议:「过去、现在和未来,耶路撒冷永远是以色列的首都。」

大约过了三十年之后,就连巴勒斯坦所属的东耶路撒冷也落入了以色列手里。对此,联合国不仅出面干涉,更要求各国将使馆撤离耶路撒冷以表达抗议。也因此,如今几乎所有国家都将使馆设在特拉维夫,而非耶路撒冷。东耶路撒冷曾于 1948/49 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后落入外约旦酋长国手里。从那之后,这个城市的东半部以及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大部分的巴勒斯坦人都居住在此地)暂时被约旦的维安部队所掌控。这些地方的居民曾领有约旦所发给的证件,迄今有许多人仍保有这样的证件。

巴勒斯坦人萨曼.褚里(Saman Choury)无法理解这样的情况。「我们家住在耶路撒冷已经超过一百五十年。我的父母是巴勒斯坦人,我的祖父母是巴勒斯坦人,我的曾祖父母也是巴勒斯坦人。然而,就护照看来,我居然是约旦人。也因此,我的出生证明对我来说总是有点特别。儘管它是在英国占领时期所发的,不过上头却有巴勒斯坦字样。我总是随身带着这份文件。虽然它实际上并不代表些什幺,可是它至少证明了,我是存在的。」

在由约旦管辖的东耶路撒冷,总是一再发生公众的示威活动。这些抗议声浪是在反对犹太人所建立的邻国。在回忆这些活动时,萨曼.褚里说道:「当时在耶路撒冷有很多示威抗议,虽然我还只是个小孩,不过我也参与其中。有一回,群众们高喊『打倒贝尔福宣言』。我当时并不了解这个口号是什幺意思,于是我也用错误的阿拉伯文跟着複述『有人应该从上面掉下来』。」

这位巴勒斯坦人曾历经过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地区与东耶路撒冷遭约旦占领的那段时期。「在某些地图上我完全找不到我们的国家。在学校里,历史老师教导了我们两种事情,一种是在书本里有的,另一种则是他的个人记忆。」

然而,如果主题换成是约旦占领巴勒斯坦的问题,那幺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活动便会遭到禁止。约旦王室所秉持的原则是:可以对以色列示威抗议,可是想要拥有自己的巴勒斯坦国便不许。然而,在约旦的占领下,大多数的巴勒斯坦人可以过着正常的生活,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限制其实十分有限。

在1948/49年的战争之后,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西耶路撒冷与东耶路撒冷之间,便不复存在任何接触点。两边的民众都无法料到的是,他们很快就会再度近距离接触。因为以色列的约旦河引水计画引发了始终不愿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诸国的不安。

这项计画的背后隐藏了些什幺呢?以色列宣布,希望能够大规模地灌溉内盖夫沙漠。为此,淡水是不可或缺的。然而,紧邻这片沙漠的就只有地中海、红海与死海这些含盐的水域。相反的,在以色列北部则有这个地区最大的淡水水源加利利海。可是这座淡水湖的地理位置让问题变得敏感,因为它正好位于叙利亚和以色列的边界。

以色列打算利用水道将湖里的淡水从北边引往南边的内盖夫沙漠。然而,由于这座淡水湖的源河其实是位在黎巴嫩和叙利亚境内,因此阿拉伯诸国对此十分不满。阿拉伯国家联盟不惜採取各种手段,也要阻止以色列这项引用淡水的计画。因为,可以想见,在内盖夫沙漠大规模获得灌溉后,随之而来的必定是以色列人的大举屯垦。而这个由犹太人所建立的国家在此地持续茁壮,并非阿拉伯诸国所乐见。

无论是以色列还是阿拉伯诸国,他们双方都不顾对方的想法。以色列继续进行自己的约旦河引水计画。阿拉伯国家联盟则不甘示弱地展开了各种反制措施,他们也準备从源河来引水;就长期而言,此举无异于为这个大型淡水蓄水池画下句点。在这种你来我往的情况下,局势也变得越来越紧张。

当时埃及总统纳赛尔陷入了一连串其他的难题里。在他的支持者看来,他那些广受欢迎的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演说必须付诸实行。他并非当时唯一提出各种伟大构想的阿拉伯政治人物,因此他的声望其实是饱受威胁。此外,来自内政方面的种种问题,也带给纳赛尔极大的压力。在他自己的国家里,经济状况着实惨不忍睹。许多埃及人都处于饥贫交迫的窘境里。纳赛尔显然迫切需要一项对于自己领导实力的新证明,至少必须藉此来转移自己国内的各种困局。

,纳赛尔要求联合国部队撤出埃及。这些「蓝衫军」(迄今人们仍以这支部队的上衣颜色来称呼他们)当时是为了确保以色列与埃及的边境和平而驻守在西奈半岛。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宇谭(U Thant)对纳赛尔的要求做了让步。对于以色列政府而言,此举无异是个最初的警讯。几天之后,纳赛尔下令封锁蒂朗海峡。从这时起,船只再也无法抵达以色列的港口城市埃拉特。

这个交通枢纽是以色列与非洲和亚洲国家进行贸易的命脉。此外,以色列的石油需求也仰赖这个港口的输入。此地与地中海城市阿什杜德(Ashdod)及海法之间设有输油管。当时以色列除了向印尼购买石油外,另一个主要供油国则是亲西方的伊朗;不过,后来这个国家也成为以色列的敌国。

油轮无法再航向它们的目的地埃拉特,此其一也。另一方面,纳赛尔与他的叙利亚同僚则展开了一项反以色列的运动;他们甚至公然宣称,一场对付以色列的战争即将来到。到了,纳赛尔宣布:「这将是一场伟大的战争,我们的宗旨便是消灭以色列。……我很清楚,我们埃及与叙利亚拥有什幺样的(军事的)武器。我也很清楚,其他的国家,例如伊拉克,把他们的军队派往叙利亚。阿尔及利亚会派部队前来。科威特也是。他们将派出坦克与步兵部队。这是阿拉伯的实力展现。这些阿拉伯国家或许先前曾短暂地陷于绝望,可是这一回却将是扎扎实实的反击。」

叙利亚与埃及被视为坚定的盟友,可是约旦国王胡笙却陷入了两难。这位约旦的君主显然无法在这场战事里袖手旁观。在约旦王国里占多数的巴勒斯坦人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后,生活在被合併的约旦河西岸地区与约旦难民营里的巴勒斯坦人,远远超过了在约旦核心领土里土生土长的约旦人。

胡笙国王眼见自己的权力饱受威胁,只好在与埃及签订防御协约。以色列也不甘示弱地建立起「民族团结政府」予以回应。这时居主导地位的,除了国防部长摩西.戴扬(Moshe Dayan)以外,还有不管部长梅纳赫姆.贝京。自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起,戴扬在以色列人民当中便享有极高的声望。

除了以色列政府自己的「民族团结」以外,国际间也对以色列伸出了援手。只不过,在历经了漫长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与国际间纷争颇多的苏伊士危机之后,法国此时已对军事行动兴趣缺缺,他们并不想捲入更多与阿拉伯人的军事冲突。相反的,美国这位盟友这时倒是急着冒出头。自约翰.甘迺迪就任美国总统后(其在位期间为1961至1963年),美国便开始加强对以色列输出武器。在1959年时,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大约为四十万美元左右,不久之后,这笔款项便剧增至每年数百万美元之谱。

为何美国政府要支援以色列呢?这无非是因为强大的以色列有利于美国。冷战左右了当时国际政治的行为。当时美国的大敌是苏联。苏共头子列昂尼德.布里兹涅夫(Leonid Breschnew)让埃及的弹药库与军营装满了武器。埃及对以色列的胜利,不仅可以帮助苏联扩大自己的势力範围,更能进一步巩固美国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正如骨牌游戏那样,当第一块骨牌倒下后,后面的骨牌便会一块接一块地跟着倒下(早自冷战开始起,美国政府便已有了骨牌效应这样的说法)。

然而,像军事行动这类直接干预中东局势的作为,却并非美国政府所能负担得起。是以,美国政府仅止于将飞弹、坦克与战机送往以色列,可是绝不派遣自己的地面部队以及由美国飞行员所驾驶的战斗机。在1967这个充满危机的年代里,这样的举措其实是很有理由的。因为,早在这之前,美国便已在越南捲入了一场惨烈的战争,这场战争势必会为美国带来灾难性的结局。当时已有四十多万美国大兵投身于东南亚的战场。美国军方实在派不出更多军队前往中东这个「火药库」。

在以色列看来,上述的种种事件(包括邻国对以色列的约旦河引水计画深表不满、埃及与叙利亚大肆鼓吹仇视以色列、通往埃拉特港的海路被实际阻断、阿拉伯国家组成军事联盟并大举动员军队等)若非战争的準备,显然也是极大的威胁。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东的局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危险边缘。,以色列先发制人以其空中武力发动奇袭。在短短的一百八十分钟后,埃及的战机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极少数的战机侥倖得以升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叙利亚的军队身上。

这时以色列政府向约旦国王表示,愿意放约旦一马。然而,胡笙.宾.塔拉勒一点也不想议和,因为埃及的新闻捷报频传。根据各种报导,埃及的军队显然已经兵临特拉维夫城下。这位约旦的君主一心只想站在胜利者这边。他所不知道的是,埃及的种种捷报无非只是些愚民的宣传罢了,它们之中没有一件是真的!

以色列人推进的速度之快吓坏了不少巴勒斯坦人。居住在难民营里的哈里玛.萨纳克雷,当时曾亲眼见到以色列军队开进纳布卢斯:「我们原先以为那是阿拉伯的军队,人人欢欣鼓舞。突然间,那些士兵居然朝我们开枪。我们吓得四处逃窜。就这样一路步行至约旦边界,沿途就在山洞里过夜。后来我们才在红十字会的协助下重返营区。」

至于巴勒斯坦人纳兹米.阿尔-德舒贝则是经历了以色列部队开进东耶路撒冷的情形:「当时我的祖父听到了许多声响,他还以为伊拉克的军队已经兵临耶路撒冷城下。先前就有传言,伊拉克派了军队过来。他煮了一大锅茶,并且把这锅茶抬上街。我当时听到有人用阿拉伯语大叫:『快把门关上!』我的祖父跑了回来,杯子和锅子都掉到了地上。他口里只是嘟囔着:『是犹太人,不是伊拉克人!』接着整个人便昏了过去。」

萨曼.褚里同样也是在期待东耶路撒冷人口耳相传的伊拉克军队:「当时我见到了我从未见过的坦克,我还以为那就是伊拉克的部队。许多人都和我想的一样,大家都在街头上夹道欢迎这些军人。大家都欢庆他们的到来,直到终于发现,这些坦克其实并非开往以色列,而是开往东边。当他们展开了第一波射击,我们才总算看清,那些其实是以色列的坦克。」

,由联合国所斡旋的一份停战协议正式生效。联合国安理会在242号决议中要求「以色列部队必须撤出在这波最新冲突期间所占领的地区」,此外,「这个地区的每个国家都必须承认以色列的主权,并且承认以色列有权在稳固与公认的边界内不受威胁或武力行动侵扰和平地生活……」在法文版的决议文里,不仅提到了「地区」,而且还明指「各个地区」,换言之,这代表着以色列必须从所有占领区撤军。

交战双方其实都无心接受联合国的这项决议。以色列政府依然故我地坚守着占领区。阿拉伯诸邻国也不急着承认这个由犹太人所建立的国家。以色列军队出人意料的胜利以及西奈半岛遭到了占领,不仅震惊了所有的埃及人,就连他们的总统也惨遭波及。

巴勒斯坦人纳兹米.阿尔-德舒贝还记得以色列人刚开始占领东耶路撒冷的情景:「当时以色列暂停戒严两小时。我和我的家人便出来在旧城里走动走动。我们途经摩洛哥人的住宅区,可是那个住宅区已不复存在。我看到不少推土机将一切夷为平地。许多士兵在废墟上手舞足蹈。他们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在高呼着。所有的人显然都为了庆祝胜利在开怀畅饮。我不禁哭了起来。我所认识的许多朋友曾经住在这里。我很熟悉这个住宅区原本的样貌。推土机摧毁了这里的一切,只为了在这里整理出一大片广场给前来哭墙参拜的民众。在那之前,墙的前面只有一条宽宽的走廊。」

出生于西耶路撒冷的齐贾克.菲勒(Jitzchak Feller),当时曾与父亲前往哭墙。自从1949年之后,以色列人便无法去参拜这个地方。因为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这个城区便落入了约旦人手里。在约旦军队将犹太区的居民驱逐后,这个地方便陷于荒芜。当时犹太人曾一度无法来到哭墙。

六日战争改变了这样的状况。如今他们又可以来参拜这个被许多犹太人视为圣地的处所。和他的父亲一样,齐贾克.菲勒也在以色列从事记者的工作。「当时我们穿过狮门进到旧城。由于我父亲在1935年时就来到了以色列,因此他对哭墙还有印象。他在年轻时经常往这里跑。直到1948年之前,犹太人还能到这里凭弔。可是在约旦人占领的期间,也就是从 1948 至 1967 年这段期间,犹太人就不能再去了。当时我父亲将他的手放在墙面上,并且将自己的头贴在手上。他呆若木鸡地盯着墙。这是我生平首次见到自己的父亲哭泣。我不晓得,究竟什幺让我比较感动,是哭墙、还是我父亲?」

当时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戴扬在战事尚在进行中便已先来参拜过哭墙。这位以色列的政治人物表示:「我们重新整合了被瓜分的耶路撒冷、这个被割裂的以色列首都。如今我们重返我们的圣地,我们将再也不与它们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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